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6年，大宋天圣四年，大辽太平六年。
这一年，大宋朝廷处理了一批官员。级别最高的，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吕夷简和鲁宗道，各罚了一个月的工资。很明显，这是领导责任，这种处罚就是意思意思。还有前权三司使，也就是前任的国家财政的主要负责官员，被降职处理，这就是来真格的了，真动乌纱帽啊。还有一批负责审计的基层官员，就比较惨了，他们被“发配沙门岛”。
沙门岛是哪里呢？今天山东烟台的长岛，也是后来明朝戚继光抗倭的一个重要据点。今天，长岛产的海参很有名，还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但在大宋的时候，这个地方听着就吓人了，《水浒传》里不是有一句话吗？“请相公到沙门岛走一遭。”这句话能吓人一哆嗦。为啥？因为沙门岛是宋朝最偏远、最恐怖、最荒凉的犯人流放地，跟清朝人讲流放宁古塔是差不多的意思。那什么样的人会被流放沙门岛呢？基本上，就是本应该判死刑，但是朝廷开恩，免他一死的这种犯人。但其实呢，真要是被流放到沙门岛，跟死了也就差不多了。因为大宋的律令里有这么一条：沙门岛上的犯人，即使国家大赦天下的时候，也没有你的份。
那你想这个地方的的犯人，就没有任何盼头，只能任由那些牢头禁子随便拿捏。沙门岛上，一年大概有只有不到二百人的口粮，但是岛上每年至少发配来三百多人，不够吃怎么办？好办啊，你们本来就是该死的人，随便指定一个人扔到海里就完了。就是这么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好嘛！宰相扣工资，前任主管丢官，基层官员直接流放沙门岛永世不得生还，什么事这么严重啊？简单说，是因为三年前的一次茶法改革，带来的财政上的舞弊案。“茶法”这个词，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就一个茶叶，怎么还有“法”？这茶叶的“法”，居然能引发这么大的案子？
你要是再去翻阅一下宋朝史书里关于茶叶的内容，你会发现，啊呀，怎么这么复杂啊，光是那些名词，就看得人眼花缭乱，什么通商法、禁榷法、三说法、现钱法、贴射法、合同场法，等等，不是研究这个专业的历史学家，都未必说得明白。
咱就说一件事：但凡咱们能叫得上名字的大宋朝政治家，几乎都参与过、至少讨论过茶叶的问题。比如，咱们前面讲过的大聪明丁谓，还有他的搭档林特，是宋朝茶叶制度最早的设计者。往后，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王安石、包拯都参与过讨论。后来公认的大奸臣蔡京，推出过“蔡京茶法”，这是学术界研究宋朝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哎，茶是啥？不就是几片树叶么？饥不能当食，寒不能当衣，怎么就能让大宋朝这些最聪明的头脑，都为它伤脑筋呢？
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泡上一壶茶，穿越回公元1026年，看看这小小的一片茶叶，凭什么能卷起那么大的风暴？
大宋的印钞机
你肯定知道，世界上最早喝茶的是中国人。茶叶，说起来也就是一种灌木。叶子泡水，有味道。
喝茶，最开始只在中国南方地区流行，北方人是不喝的。一直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喝茶这个习惯才开始传到了北方，当时中国有43个产茶的州。到了宋代，全国产茶的州增加到了97个，这是翻了一倍还多。你无论是看《清明上河图》，还是看宋代的笔记小说，会发现，从开封这样的大城市，到底下的县城乃至乡村，处处都有茶馆。开封城的茶馆甚至经常是通宵营业。而且，宋朝开始流行一句话，叫“柴米油盐酱醋茶”。所谓“开门七件事”嘛。这说明啥？说明到了宋朝，茶叶已经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了，而是民间普遍流行的一种饮料。
你可能会说：那这有什么呢？不就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多了一种饮料吗？多了点滋味吗？酱油、醋都排在它前面，有啥紧要呢？还整出个茶法来，还搞得那么多官员罚款、丢官、发配，至于吗？
饮料和饮料可不一样。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个对比。
在茶叶兴起之前，中国民间还有一种流行的饮料，叫“浆”，是一种粮食发酵的，微微酸甜口的饮料。
你拿浆来对比一下茶叶，就能看出本质的不同了。首先，浆没有成瘾性，丰年粮食多的时候，或者家境好的人多喝点，反之，就少喝点，消耗量就不稳定。但茶里含有咖啡碱成分，对人类的中枢神经有刺激性，长期喝，有一定的成瘾性。这茶一旦喝上，停下来可就不容易了。
其次，浆是粮食做的，千家万户自己就能做，能自给自足，就没多少商业利益。但是茶叶是单独一种经济作物，是用专门的土地，专门的种植、专门的制作工艺做出来的，那就牵涉到了社会分工和复杂的交易环节。
还有一点：浆是粮食发酵的，在古代的保鲜技术下，注定是一种在地生产、在地消费的饮料。茶可不一样，虽然茶的产地主要在南方，但喝茶可不是直接喝新鲜的树叶，茶叶是干的，而且，唐宋时期，茶主要是压紧了的团茶、饼茶，储存、运输都很方便，开水一泡，满血复活，这个特性，就能让这种饮料走得很远；喝茶的人，可以遍布天南地北。你看，茶叶又牵涉到了远途的物流过程。
民间普遍饮用，消耗量巨大，而且需要复杂的交易和远途的物流，跟茶有关的市场规模就大。最先盯上的是谁啊？当然是商人。长途贩运，低买高卖，这是多么好的能让商人发财的商品啊。
千万不要小看饮料这个事。话说当年，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对当时百事可乐的总裁斯卡利说了一句话，“你是要卖一辈子糖水？还是要跟我一起去改变世界？”听起来，卖糖水好像是一件很掉价的事儿。其实饮料业是一个超级大的行业，一款饮料突然流行，是可以造就一个商业帝国和一个国家首富的。不仅是现代社会如此，古代也一样啊。我们在“文明之旅”1024年那一期讲交子的时候，就提到过，交子诞生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茶叶贸易带来的巨大交易量，让铜钱不够用了，所以催生了纸币。
好，商人们蠢蠢欲动了，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盯上他们的是谁啊？当然是朝廷啊。
在朝廷眼里，国土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股财富流，这股财富流还有三大特点：第一，规模巨大。第二，老百姓一旦开始喝茶，因为茶叶的成瘾性，摆脱不了啊，所以这股财富流还非常稳定，而且还在持续增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整条产业链路径如此清晰，便于截流征税。这是多好的一笔税源啊。
在此之前，类似性质的商品，只有盐和铁：都是用量巨大、且稳定、产销路径清晰便于征税的商品。所以自古，盐铁专卖就是朝廷重要的收入。现在突然又来了一个茶。朝廷怎么可能忍得住不把手伸过来呢？
但问题是，怎么把钱从千家万户种茶人、喝茶人手里收上来呢？
最开始想法很简单，和盐、铁一样搞专卖啊：商人走开，这么好的买卖哪能让你们做？朝廷亲自下场，垄断茶叶交易。但是，大家很快发现，茶叶和盐铁不一样，那套老经验行不通。
为啥？因为盐和铁这两种东西，都是集中生产，分散销售的，朝廷只要把产地控制起来，就可以控制住整条产业链。唐代就是这么干的：专门设置官营的盐场，盐场里面干活的人，也是单设一种户籍，严厉监管。其它人决不允许做盐。唐代有一个著名的残酷故事。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个官员到盐场视察，有一个十几岁的外甥跟着他去看热闹，小孩嘛，觉得盐很好玩，就捡了一颗盐带回家。这个官员知道了之后，二话不说，一顿棒子就把小孩打死了。你听听，一粒盐在朝廷朝廷监管之外，就是死罪，何况还是小孩，何况还是亲人。
问题是，盐可以这么管，茶就不行了，茶不光销售是分散的，生产加工同样是分散的。茶就是树叶，漫山遍野地长着，采茶、炒茶的小农也是分散的。流转空间比盐和铁大得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朝廷怎么能控制得住呢？唐朝人也确实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唐文宗太和年间，就搞过官府办的茶场，老百姓不许种茶，要种，就把茶树移栽到官办茶厂里来，然后来我这里干活。你听听，这跟垄断盐业生产是一个思路。但是，不行啊，这么干，是把种植业当手工业来管理，老百姓反对得厉害，也违背了茶叶生产的基本规律，搞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那朝廷不管生产，只管销售，行吗？也不行。
你设想一下：如果朝廷规定，茶叶只能卖给官府，假如我是一个茶叶贩子，我会偷偷地跑去跟茶农说，没关系，你就卖给我十斤，天不知地不知。这家十斤，那家十斤，总量就不小。而且，官府做生意，一定是效率低、成本高、态度差的，茶农肯定是倾向于把好茶卖给茶叶贩子，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家手里一大批又差、又贵的茶叶，烂在仓库里也没人要。
你说，那朝廷不能禁止吗？确实，在唐朝和宋朝，搞茶叶私下买卖都是能判死刑的，但还是屡禁不止，因为这是市场规律。集中的管制面对分散的市场，即使管得住，管制的成本也太高了。得花多少钱雇人来管这事儿？朝廷染指茶叶，本来就是为了钱，到头来，挣的还不如花的多，那何苦来呢？
围绕这个问题，北宋政府一直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一会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找茶叶要利润一会儿找商人要税收，一会在这里做实验一会儿在那里搞改革。经常改着改着就搞出一笔烂账，前面我们说的那件大案子，把那么多官员搞到流放沙门岛的地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一直到北宋末年，大奸臣蔡京主持的茶法改革，宋代的茶法才算成熟，南宋也一直沿用。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没有时间展开北宋茶法的细节，那太复杂了。我们就粗略地来看看，这么小小的一片茶叶，是怎么一点点地成为朝廷的印钞机的。以及，除了挣钱之外，又发挥了哪些作用？
大宋的“茶战略”
古代中国，看起来那么大，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财富，但对于朝廷来说，怎么低成本地汲取财富，变成国家财政可以任意支配的钱，这是一个超级大难题。我在刘守刚老师的书《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里看到一个专业名词：向什么东西收税，这叫“税柄”。国家收税，就像大厨对着一口锅一样，不能直接用手拿，又烫又不方便，必须有一个把儿、一个抓手，这就叫“税柄”。古代中国的税柄大致有三种，一个是人口，一个是土地，还有一个是商业。这三个税柄各有优缺点。
向人口收税，优点是简单，数人头就行了嘛。但缺点呢，是过于直接粗暴，老百姓的痛苦感，也叫“税痛感”强烈。一旦税负不公平就容易引起反抗。搞不好就是个麻烦。
向土地收税呢？优点在于负担公平，你家地多就多交，地少就少交，大家都看着都服气，所以合法性强。但是也有缺点，就是对丈量技术的要求高，账册管理也困难。
那就还剩下最后一种，朝商业收税。这种本来是最优质的税柄。因为商人自己是为了挣钱，朝廷是在你挣钱的增量收入里面分一杯羹，你商人是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出去的，算是大家合谋挣钱，所以税痛感最低。但是，也有缺点。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管理系统复杂，管理成本高，偷逃税容易。古代中国社会的理财专家，基本上都是在商业收税这个“税柄”上做文章，比较容易出成绩。
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大宋朝的茶叶。
茶叶为大宋朝挣了多少钱？过程中的数字就不列了，北宋快结束的时候，宋徽宗政和年间，茶叶一项一年就可以为朝廷创收400万缗。你想，澶渊之盟时候，答应给辽朝的岁币是30万，这400万是多大的一个数字，你就可以掂量得出来了。反正《宋史》上有一句话说，国家养兵的费用，全靠茶和盐给朝廷挣的钱啊。
能有这样的成绩，当然是长期制度建设、反复试错的结果。我这里，只给介绍其中一种发明，就是“茶引”，你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
所谓“茶引”，说它是购货凭证也行，说它是专卖凭证也行，反正就是这么一张纸，商人把钱交给朝廷的部门，就发这他么一张纸，他在指定的数量和范围内去做茶叶生意就好了。
你看，有了茶引，就说明朝廷里的高人想清楚了一件事：朝廷真正能垄断的是什么？是茶吗？是盐吗？是市场吗？不是，是合法性的许可。官员坐在衙门里，商人交钱买许可，他只要在这张纸上刷刷点点写几笔，再设计一些监督措施，就行了。市场正常运行，朝廷落袋为安。
这些茶叶商人会作弊吗？会，但是动力没有那么强。因为商业一旦到了一定的规模，商人就要综合平衡收益和风险，为了多挣一点钱，开罪朝廷，最后鸡飞蛋打，不划算嘛。
有了茶引制度，就相当于，民间的力量来我的土地上淘金，我不管理金子，我就坐在门口卖进场的门票和淘金用的铲子。淘不淘得到？金子怎么能变现？那是淘金客的事，我只负责让你淘金这个动作合法、可行。
茶引制度，其实是利用了人性的贪婪而发明的一根利益杠杆。商人想发财，好啊，朝廷给发财的路子，但是路子得花钱买，买完了，路也得自己走，至于能不能发财，不是朝廷的事儿。这有点像什么？赌场嘛。大家都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长期来看，最后挣钱最多的，肯定不是赌神，而是赌场老板。欧阳修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设计思路，关键是一个“诱”字，政府拿巨大的利益来引诱大商人，大商人也拿出利益来引诱小商家，这个良性的利益体系才搭建得出来。
好，有了茶引，下一层的制度创新又来了，朝廷有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债券”那样的金融工具。
债券是什么？有一句话嘛：“金融的本质是跨期价值交换”。说白了，就是能把未来的钱，挪到今天来用。朝廷如果要在西北方向对西夏用兵了，马上军费支出就要暴涨，难道紧急向民间收税吗？一是来不及，二是会带来剧烈的动荡，肯定不行。但是有了茶引、盐引，也就是朝廷在上面盖了大印就能生效的商品许可证，就能瞬间产生很多财富。今年的茶不够卖了，好，明年的、后年的茶叶生意要不要做？所以宋朝茶引有长引、中引和短引，有不同的时间期限。想不想提前拿到许可证？反正茶山茶场在这里，大宋的消费力在这里，朝廷的信用在这里，商人有啥不放心的？商人实在要是犹豫，朝廷还可以给他打个折嘛。只要有商人买单，这不就是等于把未来的钱调过来，集中在今年使用吗？那战场上的军费就不用愁了。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件事。
战争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北方军队，就是林肯总统那一方，打得并不好。军费马上就紧张了，财政部要发5亿美金的国债，居然都没有银行家愿意买。那怎么办？有一个费城的银行家叫库克，挺身而出，把债券的面值降低，50美元也能买，不仅利息高，而且宣传买债券的行为是爱国，他甚至深入到美国中西部的农村，去推销这种爱国投资债券。告诉老百姓，只要北方打赢了，这个债券就能大涨，你们就能分享国家的胜利果实。那还用说？马上就筹集到了5亿美元，变成了粮食、药品和炮弹上了战场。
过了一段时间，南方军队就撑不住了。也是没有钱，怎么办？南方用的是老办法，印钞票一年印了17亿美元的钞票，很快通货膨胀就把南方的经济搞垮了，军队当然也就跟着垮了。所以，后来南方有一个将军说嘛：“我们不是输给了北方的士兵，而是输给了北方的金融。”
从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宋朝手里有茶引、盐引这些金融工具的厉害之处了。
与此同时，还有一项创新。宋朝叫“入中法”。简单说，就是朝廷一旦在某个地方需要用物资，就可以告诉全国的商人，你把什么什么物资，多少数量运到什么地方，我就可以给你多少茶引、盐引，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买卖许可证。
你看，有了金融票据，是不是满盘皆活？“茶引”这种许可证代表的，是一个发财机会。用这个机会来调动商人的欲望，把全国的物资集中投放到指定的地点。这本来是多大一坨工程啊？采购、运输、管理，成本高得吓人。但是现在商人的积极性被发财机会调动起来了，朝廷什么都不用做，意念一动，就可以实现物资的转运目标，还能指哪儿打哪儿。这个过程简直就像魔法一样。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朝廷是合适了，一张纸，不但能收大笔的税，还能把商人指挥得滴溜转，那咱们换个视角，是不是也得替商人担心，花钱买了许可证，真能发财，真能把钱赚回来吗？
这就看出商业创新的力量了。
宋徽宗赵佶写过一篇《大观茶论》，他就特别骄傲地说，大宋朝那可是喝茶的好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好茶辈出，什么“建溪之贡、龙凤团饼，名冠天下”，而且，制茶的工艺、品茶的门道，远远超过了前代。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老百姓，大家都爱喝茶。
你可能也知道，宋代，不光喝茶，还流行斗茶。斗茶，可不是比谁的茶叶更名贵，从用什么水，到煮水煮到什么程度，再到喝茶的器具、打出来的茶沫的图案，比的是综合实力。
不知道我说到这儿，你听出点“消费主义”到味道没有？喝茶，可不是弄点开水泡大碗茶这么简单，把茶喝出文化、喝出仪式感，买了茶引的商人，是最有动力花样百出地搞营销的，再加上文人推波助澜，喝茶可不就全民普及了吗？茶不就变成蒸蒸日上的大市场了吗？
这还没完。对大宋朝来说，茶叶还有其他妙用，它甚至是一种对外的战略物资。
道理很简单：大宋的敌人在北方，北方的敌人也需要喝茶，但是茶叶的产地在大宋。我有你要的，我当然就可以随时拿捏你啊。所谓战略物资，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来，北方的兄弟，茶叶好香啊，没得喝真难受啊，来啊，拿好东西来换啊。
唐代的史料里有这么个故事：唐德宗时期，一位使者出使吐蕃，正在自己的帐篷里煮茶喝。吐蕃的赞普，就是国王，进了帐篷看见了，就问，你这干啥呢？使者说，我煮茶呢，又解渴，又祛除烦恼，好东西！赞普说，哦，茶啊，那我也有，然后就让人拿出来：这是寿州茶，这是舒州茶，这是顾渚茶，这是蕲门茶，这是昌明茶，等等等等，一看，好家伙！全是安徽江西浙江两湖的尖儿货。
这个故事说明，在唐朝的时候，茶叶已经传到了吐蕃，但是吐蕃人还是把它当成奢侈品、收藏品，还没有养成喝茶的习惯。但是到了宋朝，周边的政权，无论是藏区的吐蕃，还是北边的大辽，西北的西夏，上上下下都开始流行喝茶了，甚至到了嗜茶如命的程度。
你说这是为啥？历来的解释都是什么：草原上的人，天天吃肉，需要喝茶解腻，要不然活不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存疑。道理很简单：唐宋之前，草原高原上没有茶，人不也活了嘛？说到底，喝茶的习惯就是有成瘾性，一旦喝上了，就很难再戒掉了。据说，英国人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都要喝下午茶，这也算嗜茶如命了吧？总不能说英国人喝茶也和吃肉有关吧？与其把喝茶这事解释成各种实用的功能，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它就是一种成瘾性的习惯，反而更好理解。这和今天很多办公室白领，中午饭后不来一杯咖啡，下午就打不起精神，是一样的。
好了，你们都需要茶叶，那你们拿什么来换呢？这可是我独有的，而你不能缺的东西哦。要换，当然也是拿你独有，而我不能缺的东西。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最好是马。
此前呢，大宋确实也用铜钱买过马，但很快就回过味儿来了——铜钱是金属啊，运输不便就不说了，西夏用马换到铜钱以后，接着就把这铜钱给融了，铸造成器物，那有多少铜钱也不够啊。大宋自己还钱荒呢，所以铜钱也得限制。只有茶叶，既方便运输、又不会危及大宋自身的金融安全。
但是你要是站在西夏那边看这个问题，也是恼火得很：我买的，是些个树叶子，越喝还越上瘾，对国家竞争力没啥帮助。但是我给出去的呢，是马，那可是帮宋朝强化和我对抗的军事实力的物资啊。你说，这笔账怎么算得过来？
但是不做这笔买卖行吗？还又不行。西夏的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太强了。过不了多少年，宋夏两国开战，宋朝马上发动贸易制裁：对不起，茶叶不卖了，你们的马，我们也不买了。大家都忍着吧。
结果，西夏的物价飞涨，据说一匹布涨到了上百钱的价格，一匹绢要接近一万钱，西夏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你可能会问，奇怪，茶不喝就不喝了呗？为啥还引起其他物资的价格上涨？
对西夏来说，茶叶已经不是饮料那么简单了，它在西夏，还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货币的作用。西夏和周边的吐蕃部落做生意，几斤茶叶，就能换一头活羊。茶叶一断，其实等于货币体系崩溃了。顺便说一句，直到近代，欧亚大陆草原上的商业贸易还常常把砖茶——就是蒙古人做奶茶用的砖茶，用作结算的货币。所以到了范仲淹那个时代，宋夏议和的时候，西夏一口气就向大宋要了二十万斤茶叶，这才缓过来。你看，只要西夏还要茶叶，哪怕它的军事实力再强大，在这种国力的综合博弈中，就始终是弱势的、被动的一方。
说到这，你应该会想到一个词，叫“茶马贸易”，也就是从唐朝一直到明清、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的、用茶换马的交易。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茶马贸易，其实还有一个代名词，叫“以茶治边”，也叫“以茶羁縻”，这就是从大宋朝才开始有的国家战略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不是有点没想到？小小的一片茶叶，它的影响居然如此深远。
对内，它是个能收能放的财政工具，对外，它又是一种国际关系中的霹雳手段。我印几张纸的茶引，就能让天下商人为我全国调动物资，趋之若鹜。我切断或者放开对周边政权的茶叶供应，就能左右外交局势。
那你说，凭什么？茶叶这个东西，它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就牵涉到对我们人类文明本身的理解了：人类文明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时时刻刻都对外部资源保持着积极的开放性，而且能不断和外部资源形成新的牢固的共生关系。
你可能会说，你为啥说的这么绕口？简单就是一句：“人会利用工具”，不就得了？不完全是一回事。所谓人会利用工具，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好像世界万物都只是人类的工具箱，我们拿起来某项工具，使用，达到目的，然后就可以放下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现实情况是，人类偶遇了某个外部因素，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形成了合作关系，人类因此拥有了更强大的生存能力，能够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难题。但是，故事没完。这些外部因素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系统也会因此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这个外部因素甚至从此就留在人类文明的生存系统里了。
比如，人类开始用石器加工食物，自己就不再需要咬合力那么强的牙齿了，所以，牙齿就开始退化，给大脑的发育留下空间。人类就再也离不开工具对食物的加工了。
再比如，大概17万年前，人类开始用缝衣针做衣服。那就有机会离开非洲，去更寒冷的北方，比如欧洲。但是，一旦到了北方，人类就再也离不开衣服了。衣服成了人类文明的必需品。
今天我们说的茶叶，也是类似的效应。最开始，茶叶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植物，但是一旦它深深地嵌入到人类文明的内部，它居然能够帮助人类完成原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任务。就像前面说的，在中国人开始喝茶的时候，决计想不到，茶叶居然能成为国家征税的税柄，成为发行金融债券的信用，成为国际博弈的工具。再加上茶叶的成瘾性，它就再也不会离开人类的生存系统了。
你想想看，还有很多，比如汽车、电脑、手机、所有这些东西。表面上，它们是人类发明的好用的工具。但是一旦用上，它就成为人类生存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就再也离不开了，人类文明的面目也会被深刻地改变。我记得很多年前，上海电影节上有一部获奖纪录片，叫《汽车联想》，是用外星人的视角看地球。外星人向自己的总部汇报，说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叫汽车，人类是汽车的燃料。人类上车，车就能动。人类下车，车就停了。哈哈，你看，汽车已经不是人类文明的身外之物，它就是人类的一部分了。现在很少听见人丢手机，也是这个原因。手机不再是一个身外之物的工具。我和手机加起来，才是一个能在今天的都市环境里生存的人。
这么想起来，人类不是很悲催吗？被一个个的外部因素驯化，说白了，那么多好工具，其实都是和茶一样，是成瘾品，人类最终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啊。
那倒也不是。还是那句话：“人类是万物的尺度”。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这本书里有一个有趣的观察。他说，一个物种是否成功，不在于它的个体是否幸福，而在于它在地球上复制了多少基因。比如鸡，作为个体，那真是太惨了。在现在的专业养鸡场里，一只鸡从生到死也就20几天，就要被端上餐桌了。但是，如果从基因复制的数量上来看，鸡又非常非常成功。全世界有200亿只，比人类都多，在鸟类当中，它可能是最成功的物种了。有一个说法嘛，说人类如果移民火星，只允许带一种动物的话，那就一定是鸡，因为鸡繁殖快、生长期短，那是最稳定最高效的蛋白质来源。
你看，人类当然是离不开鸡。但是说到底，所有的物种有没有价值，自己说了是不算的，对人类有多少用，它才有多少价值，才能获得物种意义上的成功。这才是人类文明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一路滚滚向前，一路开放包容，不自我设限，一路裹挟进众多的合作伙伴，但是最终：只有人类才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人类才是万物的尺度。
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于外部资源别动不动就说有用还是没用，随时保持开放性才是最重要的。自然界的哪些物种或者基因资源，看似无用，但某时某刻对人类可能有用。我举两个例子：比如鲎这种生物，算是活化石了，4亿年前就出现，形态变化不大，生活在深海，但到20世纪中大家偶然发现它的血液在被细菌内毒素感染时会凝固，所以被开发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检测疫苗和药品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的工具，至今无可替代。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红豆杉树皮提取的抗癌药紫杉醇，至今仍然无法完全人工合成。所以你可以设想，如果在人类发现他们的巨大价值之前这些物种就灭绝了，那人类可能根本无法知道它们的价值。
其实，不止是物种这个层面，个体也是一样。我的一位老前辈就对我讲过一句我受用了一生的话，他说，“人这辈子所有的好事，都不仅是谋划出来、努力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你敞开心胸，迎接外部资源的撞击，和它们一起合作，碰运气碰出来的。”
嗯，就拿这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类和茶叶两个物种彼此合作、彼此成全的故事的注脚吧。
我们下一年，公元1027年再见！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撰：《宋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85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4年。
（宋）苏轼撰：《东坡志林》，广陵书社，1995年。
（宋）包拯撰，杨国宜整理：《包拯集编年校补》，黄山书社，1989年。
（唐）李肇撰，王福元校注：《唐国史补校注》，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
（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1985年。
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黄纯艳，刘云：《宋辽西夏金元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赵国栋：《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李晓：《宋代茶叶经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族出版社，2004年。
魏明孔：《⻄北⺠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叶史》，巴蜀书社，1989年。
（加）贝剑铭：《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朱慧颖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日）川北稔：《一粒砂糖里的世界史》，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
（英）艾伦，麦克法兰、（英）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
刘志扬：《茶及饮茶习俗向北方民族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西北民族研究》，2024年第1期。
张锦鹏、冯全镇：《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看北宋“以茶治边”的经济逻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王立霞：《茶文化视域下的夏宋关系》，《农业考古》，2013年第5期。
刘春燕：《宋代的茶叶“交引”和“茶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王洪军、胡玉涵：《契丹族人的饮茶、茶事与政治》，《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黄纯艳：《北宋西北沿边的入中》，《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李一娈：《试论宋辽的茶叶贸易》，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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